陶行知是人民教育家、教育思想家，他的人格魅力，思想风范，光照千秋，堪称楷模。他捧着一颗心来、不带半根草去，只讲付出不求索取，一生清贫，却一生公私分明，拥有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
公款与私款

陶行知一生创办了许多私立学校，为了工作方便，他特意为自己缝制了一件“工作服”：上衣缝了两个口袋，一只袋放公款，一只袋放私款。有一次他去募捐，在归途搭车时，由于太拥挤，他忽然感到一个口袋被人动了一下，用手一摸，不好!钱被偷了。他急得满头大汗，摸摸另一个口袋，他乐了，公款还在，而私款却一分也没有了。尽管疲惫不堪，他仍坚持从十几里外步行回校。按常人的思维，陶行知完全可以把募捐来的钱拿出来先垫用，回到学校后再补上，无人知晓，再说根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募捐到多少钱，可陶行知就是这样公私分明。

两个衣兜的故事彰显了陶行知一身正气、两袖清风。

公账与私账

为了筹集办学经费，陶行知带头外出募捐，并宣布一条纪律：募捐来的钱全部归公，任何情况下任何人都不得借故挪用分文。

1940年4月24日，陶行知在给帅昌书的信中说：“保育会送下支票计2176元4角，请加盖校章托美丰代收。此款立独立会计，另辟账户，依来文分别开支，不得挪用。”有一次，周恩来和邓颖超来育才学校，陶行知招待他们吃饭。第二天，他给学校财务人员马侣贤写信说：“昨天请客一切费用，连酒菜饭食，滑竿船钱，都开在我的暂记账上，并请立即清算，以便照付。学校经费不宜动用一文。”

陶行知对公账与私账有一个精辟的论点：“公私之间应当划条鸿沟，不使他有毫厘的交通。公账混入私账，就是混账。公民不但自己不混账，并且反对一切混账的人。”陶行知就是以这样的态度旗帜鲜明地反对“混账的人”，对挪用公款的人大声呵斥为“混账的东西”，既然是东西，那就不是人了。

公事与私事

陶行知说：“做一件公共的事，必须有一个公开的预算和决算。村政、市政、县政、省政、国政，都要有公开的预算决算。要免公有财产的损失，最要紧是要有公开预算决算。到处要求一个公开的预算与决算是公民的一种重要的责任。”

阳光政务，公事公办，使贪污腐败失去滋生的土壤。陶行知自己创办的学校，是私立学校，属于私有财产，学校具有社会性，一旦兴办就要体现它的公益性。按陶行知的观点，“一归本团体所有，即成为大家共同的财产。”所以学校的毕业证书是万万不能乱发的。

陶行知严格教子，反对弄虚作假。1940年冬，其二子陶晓光22岁，随无线电专家倪尚达到成都一个无线电修造厂工作、学习。刚进厂时需要有一张资格证明书，但因其没有正规学历，于是晓光写信给马侣贤，向他要一张晓庄师范的毕业证明书。证明寄来了，没等晓光交给厂里，父亲的急电到了。陶行知在电报中严厉阻止晓光用此证明，并要他立即将证明寄回。接着又发来了一封快信，信上说：“我们必须坚持‘宁为真白丁，不做假秀才’之主张……万一工作、学习被取消，你还是回重庆来……总之，‘追求真理做真人’，不可有丝毫的妥协。你若记住这七个字，终生受用无穷。望你必须努力朝这方面修养，方是真学问。”信中还附来一张如实反映晓光学历资格的证明信。

“追求真理做真人”这七个字，体现了陶行知一生求真的精神，也成了晓光的座右铭。

公德与私德

陶行知在《每日四问》一文中指出：“建筑人格长城的基础，就是道德。”道德分“公德”和“私德”两方面。妨碍公德的，没有做的即打定决心不做，已经开始做的，立刻停止不做。若是有助于公德的，大家齐心全力来助他成功。再说“私德”，私德不讲究的人，每每就是成为妨害公德的人，所以，一个人私德更是要紧，私德更是公德的根本，私德最重要的是“廉洁”。一切坏心术、坏行为，都由不廉洁而起。如何做到清正廉洁？关键是要加强个人私德修养，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素质，最终使我们的人格长城固若金汤。

陶行知，其名字本身就富有深刻的哲理，先行而后知，但知易行难啊！

（来源：《中国纪检监察报》，作者系安徽省陶行知纪念馆工作人员）